今天给各位分享为什么要把守雁门关的知识，其中也会对日军为什么毁李牧墓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
为什么要把守雁门关
山西省南北狭长，山西北部有大同盆地和忻州盆地，两盆地中间被恒山山脉隔开，现在所说的雁门山(勾注山)是恒山山脉的西段。恒山山脉东接太行，西连吕梁，地势非常险要，但在雁门关附近高度下降，可以通行，是天然关卡。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雁门关的战略位置十分关键，古人称雁门关“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
秦始皇能统一六国，为什么唯独没有征服匈奴
从经济和各种保障看，打匈奴要倾全国之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看看汉武帝后来汉打匈奴就知道了，后勤保障之难让人无法想象，仅后勤保障人员需要几十万人，前方需要粮草供应数字非常庞大，各种运送车辆和牛马不计其数，汉武帝打光汉朝五代皇帝多少年的积蓄，各种代价之大叫人不可想象。
为了打败匈奴，汉武帝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粮草物资上和军事上进行了精心准备，在中央，他排除各种干扰和扯肘，尤其是对太后专权和家族乱政进行了彻底整治，不惜拿皇亲国戚开刀，在加强皇权上下功夫，消灭了窦家和王家干政的局面。在地方，汉武帝采取桑弘羊的建议，颁发推恩令，从而削弱了地方诸侯王的权力和对中央的威胁，实行刺使检察制，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在各地得到落实。经济上，加大商人车船税征收，盐铁由中央统一经营，实行战时经济体制。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保了全国上下思想高度统一。军事上，积极进行军队改制，加强骑兵队伍建设，选拔适应骑兵作战思想的年轻军官担当大任，在提高军队战斗力上下功夫，积极喂养和准备战马几十万匹，为彻底打败匈奴积极做好各方面准备。
汉武帝发动对匈奴人的战争，是在充分做好了各项准备的基础上打响的，而秦朝刚刚建国不久，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对匈奴军队开战。
秦始皇当年不打匈奴无疑是正确的。原因是秦朝刚刚建立，社会急需休养生息，各种力量还不具备把匈奴人彻底打败的条件，匈奴人都是马背上长大，匈奴军队善于运动作战，机动和作战能力很强，虽然蒙恬曾击退匈奴军队七百余里，但还没有对匈奴军队构成重创，其战斗力依然很强。而秦朝军队多以步兵为主，骑兵力量不是很强，再加上秦朝国内刚刚统一，国内安全很不稳定，六国势力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对匈奴全面战争，显然是非常不明智的。
用修长城的办法代替攻打匈奴，符合当时秦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可以避免因战争带来的更大伤亡和消耗，对匈奴军队的进犯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又很好地解决了秦朝当时面临的内外交困，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这是秦始皇最明智的战略决策。
假如秦始皇当时发动对匈奴的战争，秦朝有可能连存活十五年的时间都会没有，既是打败了匈奴，国内会因各种矛盾发生动乱，农民起义将在秦始皇手上爆发，秦朝会因对匈奴作战将无力应对各地起义，早早吞下被灭亡的命运。
为什么崖山十万军民宁愿跳海自杀也不跟敌军拼命
崖山海战，宋朝十万军民蹈海而死。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是一个让人闻之心情激荡的历史事件。她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儿女们百折不挠，誓死保家卫国。这种精神力量是强大的，其悲壮事迹也是毋庸置疑的。
(崖山海战)
不过，当我们在激动之余，似乎又想到一个问题。要知道，当时崖山海战中，宋朝军民还有十多万人马。这十多万人马，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力量。既然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与其蹈海而死，为什么不和敌人血战到底呢？
我们经常在电影电视中看到这样的镜头，那些英勇的将士最后时刻，会说一句，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这是一种豪迈的精神，一种视死如归的品质。就像唐诗中“醉卧沙场君莫笑”一样，有一种把生死置之度外超然风骨。这种风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既然有这种传统，崖山海战的南宋军民，就应该放手一搏。如果和蒙古军队同归于尽，就算杀不了十万人，杀几万蒙古人，也会给蒙元造成重要损失。那么，当时南宋军民为什么不这样做，而要蹈海白白牺牲呢？
所以，这件事显然还是有疑惑的。那些蹈海而死的人，他们最终没有做出和敌人同归于尽的举动，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
当临安被蒙古人攻破的时候，张世杰、江万载等人，在谢太后的密令下，拥戴着两个小王子，带着十数万军民往南转移，企图在南边开辟根据地，壮大力量，寻找战机，打败蒙古人，重新复国。
(张世杰)
其实，这场转移，一开始就处在非常不利的状态下。一来，正印天子宋恭帝和谢太后都被蒙古人抓到大都去了，转移的军队中，只有两个年幼的小王子，仅仅有一点点象征意义，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靠大臣们来带队。但是大臣们中，无论张世杰、江万载、陈宜中，还是文天祥、陆秀夫，都没有一个人具有足有的影响力，能够把所有的人捏合起来。这也就造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再一点，这一次向南转移，和北宋灭亡后，赵构等人的转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虽然中原被金国占领了，还可以到江南。可这一次江南也被占领了，他们就只能到沿海。沿海的立足之地，实在太少了，根本就没有腾挪的空间。这有点像古罗马时期，斯巴达克斯起义的时候，不北上去欧洲大陆，却试图渡海往希腊转移一样，空间非常有点。那一次，斯巴达克斯失败了。这一次，南宋军民成功的希望，显然也不会很高。
随着蒙元军队的不断追击，一开始就出现的隐患，也逐渐增大。两个小王子不但年纪小，而且还有一个夭折了。另一个落水，虽然没有夭折，但是宋军大将江万载却因此牺牲了生命。群龙无首的问题更加严重。张世杰有些志大才疏；文天祥精神力量强大，可惜指挥作战能力不强；陈宜中则有些胆小自私，却偏偏很固执，还要排挤其它朝臣；陆秀夫、江万载并未处在权力核心，江万载还为了救小皇帝，还溺水死亡。总之，南宋军民没有坚强的，而且是统一的领导。
(陆秀夫）
没有作战空间，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张世杰等人本来准备定都泉州，以此作为大本营，和蒙古作战。但是把控泉州的商人蒲寿庚，不但不同意，而且还一怒之下，追杀南宋皇室成员，助纣为虐。后来，南宋军队沿着海边狭窄的地段，一直转移到崖山。
到了崖山以后，张世杰不愿意再东躲西藏，决定和蒙古军队决一死战。张世杰虽然打定了这个主意，但是他在排兵布阵上很成问题。他在崖山前把海船一字排开，又用铁链连在一起，形成陆地的样子，准备在这上面和蒙古军决一死战。
为什么说张世杰的这个布阵很成问题呢？因为如果想决一死战，在陆地上显然更好一点。如果说想利用船战的灵活性，那就不该把船用铁链连起来，而且很容易遭受火攻。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赤壁大战的曹军就是典型的例子（后世陈友谅又重蹈覆辙）。张世杰作为一个武将，不会不明白。他明白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我觉得张世杰当时有两个考虑：一是想把蒙古人引上船作战，二是害怕南宋军民逃遁。只要在船上作战，南宋军民想逃遁都不可能。
不过，张世杰的想法，全都是白费功夫。蒙古人并不上船作战，他们只是对着张世杰摆出的船阵，一通火攻。这样一来，船上的南宋军民，不但没有和蒙古军决一死战的机会，而且因为战船被锁起来，想要逃走，都不可能了。最终，走投无路的南宋军民，只可能跳海了。
我们不能说南宋军民不想杀敌，但他们连杀敌的机会都找不到，这有什么办法呢……
（参考资料：《宋史》《元史》）
国产长江750大胯抖摩托车的由来是什么
追溯到最原始，长江750其实是宝马R71摩托车的翻版的平方，请关注：容济点火器
“一辆黑色中国产750挎斗摩托轰鸣般开过来，我那几位开哈雷摩托的兄弟都傻了。在德国，开哈雷不如开长江750气派。”托马斯·莫尔在自己的博客上如此评价长江750摩托。这种延续“二战”德军宝马R71摩托的仿制品，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磨砺，在南昌至今还有少量生产。
“我这辆‘二战’复古挎斗摩托是1964年生产的，是中国造的‘文化大革命版本’。”58岁的托马斯·莫尔目前住在荷兰的阿纳姆，每月他都要开着自己的老摩托去一趟120公里外的德国亚琛，参加摩托俱乐部的活动。他的老摩托是小俱乐部内的时尚玩物，并且所有人都把他2002年花费5000欧元买来的这辆二手摩托当古董，因为当时车架上标注的生产日期确实是1964年。他的这辆老摩托还被荷兰哈雷摩托协会频繁邀请，每次都跟另外3辆来自中国的老摩托组成头车队。可实际上，这辆老摩托并不是生产于上世纪60年代，更不是“文化大革命版本”，不过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外贸出口货，在欧洲的注册商标是黑星。只不过是出口经销商为了应付欧盟对环保排放指标的要求，将新车生产日期改写到了1964年，以便在欧洲以古董车的名义上牌照。可恰是这种在欧洲被认定为原汁原味“二战”德军挎斗的黑星摩托，在中国有自己更为复杂离奇的故事。
宝马的克隆再克隆
“没人知道黑星，但是大家一说挎子，或者说长江750，都明白是什么。”靠倒腾钢材发财的祝易默有一辆跟托马斯·莫尔一模一样的老摩托，也标注着1964年的准生证，可祝易默只花费了7000元人民币，那是他2003年送给自己的40岁生日礼物。他坐在军绿色车斗内说:“我是看了冯小刚《大腕》里葛优开的那辆黑车，才注意到北京能开挎子。以前只注意到使馆区有一群外国人开，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北京是全球唯一不禁止挎斗摩托的城市，补点钱办手续就能开。要知道，搁30年前，只有正牌军队通信兵才能开长江750，况且长江750就是‘二战’时德军的宝马军用摩托，就是《虎口脱险》里扔南瓜那场戏挨砸的那种。”祝易默几乎是国内最典型的长江750车主，对于自己胯下的长江750除了时尚性迷恋，更对其“二战”时期宝马的影子念念不忘。而在欧洲市场卖出的3000多辆黑星摩托，也被赋予类似的经典主义色彩。可在1986年之后的10余年内，长江750却又始终是濒临淘汰的产品，到最后连警察、检察院都不买了，以废旧金属方式处理为库存零件是现实中很多长江750灰色的结局。
长江750与宝马摩托之间的渊源，始终是全球古典摩托车迷乐于讨论的话题。一切还要追溯到1956年，当时军委后勤部向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仿制从苏联购买的3000辆摩托，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航空工业局）把任务下达给了洪都机械厂、湘江机器厂等7家所属单位。当年亲历造摩托的李学谦，后来当上了洪都机械厂党委副书记和洪都机械厂技术学校校长，他曾回忆道:“我们那时候只知道仿制的是苏联乌拉尔M72，没有图纸，就是从部里面送来了实物样车，当时算是政治任务。大家非常重视，专门设立了一个摩托车研制车间，代号50。此前我们厂只造飞机，并没有摩托制造经验，所以厂里从不同岗位上临时抽调来技术骨干，主要都是钳工、车工和焊工，生产设备就是5台普通机床。”
最初仿制乌拉尔M72的时候，连图纸都没有，只好采取土办法——拆，把样车零件统统拆下来，然后实物测绘。光测绘画图纸就用了近3个月，整车完成共651份图纸，车体部分图纸编号1308A4，发动机部分图纸编号1800A4。测绘很顺利，可并不是所有测绘出来的零件都能造，当时还有一个生产原则，就是尽量采用工厂已有的工具，减少工艺装备制造。按照李学谦的说法:“乌拉尔M72上有很多形状奇怪的零件，凭我们手头的机床根本不可能加工出来，只有找老技术工人拿手工锤打出来。”第一辆仿制苏式M72是1957年12月24日正式出厂的，出厂前只进行了3000公里的路面测试，按照1993年编写的《中国汽车工业史》第八章送审稿里的说法，质量基本达到设计要求。很显然，最初的仿制有很多技术局限，尤其是一些易损件和手工打造的零件，无法达到设计寿命。
李学谦和他当年的同伴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拼命测绘仿制的乌拉尔M72，也曾在18年前经历过同样的仿制过程——1939年10月，5辆宝马R71摩托车经罗马尼亚，被送到苏联，当时斯大林也想拥有德国陆军那样的摩托化机动优势，可希特勒忙于入侵波兰，并没有理会苏联人对宝马摩托的热情，于是苏联人凭借对这5辆宝马R71的拆解复制，仿制出了自己的乌拉尔M72。很显然，M72的产品编号并没有规避对宝马R71的抄袭。
尽管中国最早购买的3000辆乌拉尔M72现在已经无法找到完整的车体，但是对比宝马R71的图纸，还是不难发现苏联人当年的仿制思路。宝马摩托的动力性和行驶可靠性都被完美保留了下来，苏联仿制者只不过对宝马R71进行了零件的少量简化。德国人为了保护摩托驾驶者和乘坐者在严寒驾驶中不被冻伤，在驾驶车把和挎斗内设计了一套加热系统，利用摩托车排出的尾气加热，而苏联人则彻底抹去了这套零件。在洪都机械厂仿制的时候，由于参照实物是已经去掉加热系统的乌拉尔M72，所以根本无人知道原始的加热设计。还有一项仿制中消逝的设计是风门和动力分配挡，R71可以把30%的动力通过共轴直接输出到挎斗上，并以手动拉杆的方式调节，可M72则把风门和动力分配挡挪到了脚的位置，并且不能将30%动力输出到挎斗上。从宝马R71到乌拉尔M72，再到洪都仿制版，也并不只是简化，苏联人仿制M72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大量装备部队，而中国的仿制版除了军用，还承载着观礼等多种设计任务。宝马R71的挎斗没有任何减震系统，颠簸的路面乘坐起来很累，洪都仿制版抛弃了乌拉尔M72的挎斗结构，创造了一套中国化的挎斗避震支架。
“750”之乱
在洪都机械厂仿制成功后的1年时间，这种国产摩托并没有自己的名字，大家只是根据746cc的排气量，习惯性叫它为“750摩托”。还是1958年12月首届军工企业民用产品展览会上，为了有个商品名字，才有人提出起名的问题。当时起名的事情很随意被安排给了主管生产的第二机械部副部长刘鼎。这种仿制摩托有两个工厂生产，发动机厂在株洲，整车厂在南昌，刘鼎琢磨湖南株洲有洞庭湖，江西南昌有鄱阳湖，都流入长江，用长江可以很好地平衡两个厂的关系。“那时候也没知识产权，也没注册意识，我们给长江750设计了一个拼音式样的商标图案，然后就大批量生产了。”李学谦如此解释长江品牌的雏形。
长江750摩托刚有了名字，为了研制强5飞机，洪都机械厂就把以前仿制摩托成立的第五车间给借调走了，摩托的流水线生产和再研制任务被转移到机械厂的技校生产，整个上世纪60年代长江750始终保持每年1500辆的产量。而“文革”则让最初参与长江750研发的技术员们陆续被下放到南昌航校和南昌周边地区，正是这些下放者，成了此后延续长江750生命的核心力量。他们下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拿走技术资料和图纸，可凭着对长江750测绘仿制时候的熟悉，一群下放到南昌航技工学校和校办工厂（后改名为赣江机厂）的人，悄悄在洪都机械厂外也造起了750摩托，并且也使用长江750的商标。
这群下放到南昌航技工学校的技术骨干不仅凭借脑中的印象再造出了长江750摩托，并且使用宝马R71时代所不具备的锻造工艺，以改良方式优化着长江750的设计和制造。而同时期，苏联的乌拉尔也在发生变化，M72早已经停产了，取而代之的是苏联自己设计的新车型。整个上世纪70年代，不仅是洪都机械厂在生产长江750摩托，南昌航技工学校和赣江机械厂也在开足马力生产，除了零星的工艺改进，长江750摩托的原始设计依旧延续乌拉尔M72。但此时品牌已经悄悄分化，由于洪都的干预，并不是谁都能再用长江750的牌子，于是各个品牌的750挎斗摩托纷纷涌现，赣江750、湘江750、红光750、长洪CH750、贵州战友750、贵州凌云LY750、云摩750、春燕CY750、井冈山JGS750B、兰州750、扬子江YZJ750，最鼎盛时候有17家工厂在生产750摩托，产品型号多达84个，而各个厂的技术核心都来自南昌的老工厂。“谁也无法想象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会出现那么多品牌的750摩托，要知道这些摩托距离他们原始版本宝马R71的出厂时间，已经快有半个世纪了。”收藏有3辆长江750摩托的李牧汇很认真地说，“如果再算上上世纪70年代上海摩托厂试制的重型东海750摩托，宝马R71绝对是在中国遍地开花了。如果说乌拉尔M72是宝马R71的减肥版，那长江750就是减肥后的整容，再后面那些型号，都可以算是整容后的拉皮了。最难得的还是没有走样，保留住了宝马R71最核心的设计味道。”
在复活与垂死之间
“如果不是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使馆混的那几个法国人组织了牛蛙俱乐部，估计长江750肯定彻底被历史淘汰了。”李牧汇在谈到长江750在1996年后濒临停产的时候说，“军队都买越野吉普了，警察和法院最次的也换桑塔纳了，谁还要老旧的长江摩托呢？好在欧洲人嗅出了长江摩托的宝马痕迹，很快这股浪潮又影响到了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人。我们这拨儿上世纪70年代的人不像欧洲人那样迷恋长江750的‘二战’味道，哥儿们买不起哈雷，也不愿意骑那种女人专用的踏板摩托，所以才会喜欢上长江750。如果你开久了，就明白那是什么感觉了，简洁设计加老男人口味。”
《华尔街日报》的大卫·伊文斯也注意到了这种来自中国南昌的“宝马二战摩托”，他写了一篇标题为《解放军旧坐骑成西方人新宠》的随笔，很多美国哈雷车迷留意到了这篇文章，很快在北美街头也出现了中国版的R71。一位叫丹尼·伍迪的63岁钢琴师很巧合地成了长江750摩托的顶级推广人。这位丹尼·伍迪的正式职业是上海波特曼丽嘉酒店的爵士钢琴师，他以前在美国加州就开摩托，后来在上海发现了长江750，出于爱好，他自己改装，把橡胶塑料座椅换成鸵鸟皮的，把车条电镀成铝合金的，并且常年把车停在酒店大堂外。中国旅客并没人注意这辆老摩托，可所有上点岁数的外国旅客，都驻足于他的长江750前，其中甚至包括小布什和阿诺德·施瓦辛格。丹尼·伍德自己开了个私人改装厂，把收购来的报废长江750翻新，坐垫换成鸵鸟皮，前灯用正经宝马货，侧斗可以配置上法拉利的风挡玻璃，每辆要价1.5万美元，每年至少能卖出去6辆。
为什么在中国都被列入淘汰的老摩托，会在欧洲赢得极高的关注？很多人将自己的保时捷跑车与长江750并列停在车库里。大卫·伊文斯也在随笔中提出了这个疑问，他写道:“眼下中国人对消费有一种十足的狂热，有经济实力的人一出手就是保时捷、哈雷摩托车、劳力士手表和莱卡相机等顶级品牌，觉得这能充分显示他们的地位。而上海牌手表、飞鸽自行车、海鸥相机还有长江摩托车等曾经的上海本地名牌，再无人问津。但喜爱玩乐、追求独特生活方式的西方人，对这种具有怀旧意味的中国品牌却非常着迷。尤其着迷于长江750摩托保留下来的老摩托元素。”“在美国，这是用来玩的东西，但中国人还没有这种意识。”丹尼·伍迪在接受采访时说:“担任企业高管的西方人已有了自己的哈雷和兰博基尼，他们更喜欢长江摩托这样的东西，因为很少人有这个，更因为长江摩托保留住了当年顶级的时髦。”
实际上，宝马R71不仅仅只有乌拉尔M72这一个直接模仿者，也不是只有长江750这一个间接模仿者，美国人在“二战”后就曾将宝马R71和R75都拉回了美国，并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少量仿制过。还有瑞典，他们也在“二战”后制造了自己版本的R71。但没有一个型号坚持生产了半个世纪，乌拉尔M72的老模具据说在1982年就销货了，只有长江750生存了下来，并且在1996年以后悄悄找到了复活的新市场。依靠这些海外订单，长江750还勉强维持着最少量的流水线生产。尽管很多欧洲人对长江750钟爱有加，国内也出现了一群开长江750摩托扮酷的青年，可这些订单从数量上并不能挽救长江750日渐衰败的局面。
记者为此专门来到江西南昌。现在，位于洪都集团大院内的长江750生产线已经停工几个月了，按照业务员潘跃伟的说法，“工人都下岗回家啦，没人了，要摩托可以单独下订单，不过得等着”。实际上，潘跃伟所在的厂子前身就是最老牌的洪都机械厂，算是正牌的长江750诞生地，目前这个厂被一位叫余志军的福建人控制，长江750的品牌使用权也在他的手上。理论上说，只有余志军现在的工厂出来的长江750才有可能拿到全套合法手续，才有上牌照的可能，可实际上除了余志军，还有另外两拨儿人也在造自己的长江750——就在洪都集团大院外的家属七区，洪都摩托配件厂也在紧锣密鼓地装配着长江750，这个小作坊式的工厂归沈焰辉管理，同时又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与洪都集团有间接的联系。具体负责业务的周南青很随意地说:“余志军那边已经几周没开工了，现在也就我们这里还在造，每个月组装二十来辆吧，基本上都是出口贸易公司的订单。我们厂子前身是三产，200多号人得养活，现在就剩下十来个人，这些人都是长江750老工厂的精英，他们闭着眼也能造出来新车。”除了沈焰辉的三产小作坊，还有一位叫金旭红的人也在零星造长江750摩托。她与沈焰辉的状况很类似，都是聘请下岗的老工人纯手工攒车，不过金旭红显然要精明得多。作为长江摩托厂的老员工，她并没有固守在长江750一个型号上，早早就靠造轻便踏板摩托小赚了一笔。
就在记者赶赴南昌探询长江750摩托现状的前几天，余志军找了沈焰辉和金旭红。余志军希望3家能形成价格默契，把长江750新车的价格控制住。按照余志军的想法，零售价至少要控制在1.65万元以上。这3家厂子目前都还勉强维持，每个月3家厂加起来也就能拿到三十来辆的订单，不光可以制造军绿色的长江750，还可以根据订单需要，造电镀件配黑油漆的都市款，以及专门满足外贸订单出口的德军“二战”原野灰涂装。
“师傅还是当年的师傅，手艺还是当年的手艺，配件不是当年的配件了，长江750已经变味了。”一位长江750车主如此抱怨新车质量的大幅度下滑。实际上，在2003年洪都摩托改制之前，曾经清理过一次库存，当时有600余吨的摩托配件，统统以废旧钢铁的形式出售了，有几个工厂骨干集资买下了这些库存。而目前拼凑的长江750，几乎都是依靠这些老配件。按照现在南昌摩托检测所就职的钱伟的说法:“长江750是装一辆少一辆了，配件质量下降得厉害，尤其是发动机，随时有可能停产。”钱伟在回摩托检测所上班以前，一直负责余志军部分的长江750生产，正是因为他的离职，让余志军失去了继续制造长江750摩托的念头。对于余志军来说，现在长江750就是一块可以卖“准生证”的牌子了。包括在家属院拼凑摩托的沈焰辉和回到公职机关的钱伟，都向余志军表露过自己的想法，希望能从他手中买下长江750这个牌子。钱伟说:“余志军不知道长江750的价值，不懂什么是有生命力的摩托设计，如果谁能筹措500万元，我就敢把长江750接过来，重整零件质量，要造就造质量最好的长江750，而不是凑合拼装起来蒙外国人。毕竟长江750也是宝马R71的直系亲属，必须改进技术，把化油器发动机给淘汰了，上电喷发动机。”
与钱伟对长江750未来延续生产的理想化不同，45岁的周南青有些悲观，当询问他靠接订单生产长江750能否赚钱时，他苦笑道:“还能造几辆都说不准了，配件太少，没产量，配件厂都不愿意生产了，要不是欧洲人的订单源源不断，长江750早死了。”
而对于长江750摩托为何能在半个多世纪后还能够博取众多人的青睐，迷恋长江750的钱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长江750就是摩托历史的活化石，依存于中国军工企业奇特的生存制度，以及南昌周边形成的摩托车制造传统，才能勉强活下来。之所以欧洲人非常痴迷于长江750，不仅是因为宝马R71的老款式，更因为欧洲人在他们的工业产品中找不到这种老元素了，圆润夯实的感觉没有了，满街都是本田摩托的灵巧和哈雷摩托的强硬。长江750提供了一种经典的摩托美学样本，一种嫁接自中国老摩托的经典之美。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