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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是怎么丢掉军权的
内部腐败,宗派严重,宗质错误,目标不正确
淞沪抗战国军还能挡住日军,为什么5年后淞沪会战国军却失败了
1932年爆发的“淞沪抗战”,双方兵力峰值是国军约60000人迎战日军90000余人,兵力对比大约是2:3,战役中干掉了10000多日寇。而1937年打响的“淞沪会战”,双方兵力峰值是国军约70万对阵日军25万,兵力对比约为3:1,整个会战中毙伤鬼子8万余人,数字在这里罗列的很清楚,你认为哪场仗打得更好些呢?
(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第19军军长蔡廷锴)
一定要区分开两次战役的性质,“淞沪抗战”源于1932年1月28日的“一二八事变”,中日双方都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严格来说它属于一场“军事冲突”;而“淞沪会战”始于1937年8月13日的“八一三事变”,此时北平的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了一个多月,中日两国实际是全面开打,只不过战场暂时分为华北和华东两大块罢了。
战场上的胜负其实要看两个结果,第一是最后形成的战略态势,以及双方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战役目标;第二是战场上的代价交换比。普遍意义上,读者好像都认为淞沪抗战打赢了,其实谬也,如果真打赢了,又何必签署中国正规军必须全部撤出淞沪、只能留下保安队和警察的屈辱之《淞沪停战协定》?
(第五军军长张治中)
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在自己的城市里驻军,堪称奇耻大辱,所以淞沪抗战的结局其实并不圆满,造成大家错觉的原因是日军最后也撤出了,上海没有沦陷而已。而五年多以后的淞沪会战失利后,日军彻底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所有淞沪地区,直至1945年宣布投降,所以严格来说,两次战役都失败了,只是第一次败得不那么彻底。
至于伤亡对比,淞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了14000余人,毙伤日军10000人冒头,这个交换比是非常可观的,如果抗日战争每次战役都有这样的战绩,日本人早就撑不下去了;而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了20余万人,毙伤日军8万余人,虽然给日军以重创,但却是以倾国之兵(华北一部除外)应战,可谓元气大伤,不利于长期抗战。
从各方面的情况综合来看,1932年的淞沪抗战应该说打得更漂亮一些,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蔡廷锴)
一、中方参战主体确实是敢战的精锐。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正值老蒋第二次下野期间,是汪精卫和孙科主政,所以粤系的第十九路军才有机会驻防富庶的淞沪地区。在杂牌军中,粤军(后面基本都算中央军旁系部队了)确实是挺能打的,综合北伐战争的进程来看,粤系军队一点不输于黄埔系军队。蔡廷锴是什么人?曾经的第十一军第24师副师长,这个师是以铁军“第四军”独立团为基干扩编起来的部队,蔡其实曾经是叶挺将军的副手。
该师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不过后来在南下过程中蔡廷锴率部离队,也就是说,蔡的部队是北伐军的老底子,战斗力蛮强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路军”只是建制级别而已,其实只辖一个第19军,而蔡廷锴是该军军长,当时下辖三个师33000余人,齐装满员并且装备也还可以,得算是当时最能打的部队之一。
(主持军政部的何应钦)
而后面增援而来的第五军,则是由黄埔嫡系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当时还是加强团的编制)组成的,军长张治中将军,兵力约在25000到26000人之间。这三支部队都是黄埔系的绝对精锐,而且抗日热情也比较高涨,第87师的旅长宋希濂曾经在上海方面打响后,亲率全旅军官前往军政部请战,而第88师师长俞济时由于是铁杆嫡系,干脆直接致电老蒋,主动请缨驰援上海。
老蒋的复电原文是:“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央军嫡系加粤系王牌,某种意义上,这基本就是北伐时期的最强阵容,当然够鬼子喝一壶的。
(第88师师长俞济时)
二、日本当时并没有全面占领淞沪的打算。
1932年的日本,军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完全实现“暴走”,文官政府还是挺有话语权的,包括之前对于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日本军部和内阁的矛盾和分歧就很大,军部想搞武力扩张,内阁不愿意违反《华盛顿公约》,所以内部一直在掐。但是对于在上海搞搞事情,文武两界又都是比较支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日军侵略东北的注意力。
策划“一二八事变”的是板垣和土肥原等人,也就是侵略东北的罪魁祸首们,在国际舆论对日本非常不利的局面下,他们迫切需要在遥远的淞沪地区挑起事端,以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而裕仁的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成员都是重臣),也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东北的全部占领之前,需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思考间歇”期,以应付国内外的许多新问题,为此日本需要在上海发起一场“假战争”。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板垣奉命回东京述职期间,根据日本高层的指示,曾经发电给驻上海公使馆的武官田中隆吉:“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拟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所以说,日本在没有完全做好对华全面战争准备、需要消化东北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在上海挑起武装冲突是局部行动,并没有彻底占领淞沪地区的计划,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人不会真玩命,而是差不多见好就收。
不过老蒋和南京政府倒是认真应战了,他们误判了日本人的企图,以为日军真的要觊觎上海,那可是南京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跟东北不同,是轻易丢不得的,因此双方的战略目的,从一开始就不相同。
三、日军的战斗力在1932年还不那么强悍。
从日俄战争到1932年,日本军队并没有参与过什么规模较大的战争,包括参与一战也就是在青岛混混,所以其军队训练虽然严格,但实战经验真心一般。尤其是从1925年开始,日本文官政府还在搞裁军削预算,使日军的装备水平也迟迟没有提高,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九二式重机枪、九二式步兵炮都是1932年才正式列装的(看型号就明白),所以淞沪抗战时期,日军的装备也是大杂烩。
在东北不消说了,因为日军根本没有遭遇到强力抵抗,所以军事冒险成功,然而在上海,面对第十九路军的奋起反击和第五军的坚决进攻,日本人最初是被打得挺懵的,遂有毙伤3000多鬼子的“庙行大捷”。换句话说,在没有日军绝对海空优势火力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在战术层面上,还真不怵1932年的日军,并且从蔡廷锴到张治中将军,对日作战的态度也非常坚决。
(第十九路军在淞沪战场)
所以首先是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揍得七荤八素,然后就是陆军分批前来增援,计有混成第24旅团、第9师团、第11师团和第14师团等部,到1932年3月下旬,淞沪战场上日军兵力已有三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加海军陆战队约90000人。而老蒋调动的胡宗南第1师、徐庭瑶第4师、蒋鼎文第9师等部队,还没有真正到达战场,国军在只有两个军的劣势兵力下,战局肯定日趋不利,不久第二道防线即被突破。
如果南京方面坚决点,军事运输能力再强一点,以上三个精锐师能迅速投入战场,估计跟日军形成战场僵持是没有问题的。结果这些部队还没有到达,淞沪抗战已经开始谈判,并且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判,最后达成的条款当然不利于中国。
而淞沪抗战之后,日军各师团纷纷抽组混成旅团到东北作战,掳获东北的物资又增强了其装备水平,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日军的战斗力其实是有所提高的。
(张治中在淞沪会战时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四、国际局势也不利于日本的侵略行径。
1932年德国的小胡子都还没有上台,在欧洲尚没有德国的威胁,西方列强对远东的事务还比较关注,尤其是其在华利益主要集中在北平和上海等大城市,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当然反对日本的进一步扩张。所以从1932年到1935年,老蒋“以夷制夷”之策还是有些作用的,淞沪抗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就曾正式警告日本,不得破坏华盛顿九国公约。
包括后面的长城抗战,在日军攻破长城沿线后,美英甚至做出了陆战队直接登陆秦皇岛的姿态,所以这一时期的日本还是有所顾忌的,一方面没有完成战争准备,另一方面也是慑于发动战争时机的不成熟。当然,其中也有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士英勇奋战的因素,尽管日军增兵后取得了一定的战场优势,但是这两支中国军队仍然坚持在上海地区,使鬼子一时不能全部得手。
在这样的战线僵持情况下,在美英等国的强力调停下,最终达成了停战,尽管中国正规军被迫撤出了淞沪地区,但是日军除原驻闸北的部分海军陆战队外,陆军部队也分批撤离了上海,好歹主权保留了下来。因此总体而言,1932年淞沪抗战的结局要好于1937年的淞沪会战,缺憾是老蒋的抗战态度此间并不太坚决,有点首鼠两端,希望国际干涉的心理更多一些,中国军队在后期的战场上比较被动。
淞沪抗战的意义也比较重大,它不仅保住了上海的基本主权,提振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不仅给南京政府赢得了五年多的备战时间,也迎来了全民族联合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更使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对日军的特点有了一定了解,因其战役进程几乎就是未来淞沪会战的微缩版,所以对如何未雨缪绸保卫华东地区亦大有脾益。
加一句狗尾续貂的话,如果参战部队更多一些,效果恐怕会更好。
(第十九路军纪念阵亡将士大会)
为什么北洋政府没有成功剿灭国民党
因为在获得苏联援助以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从来不是北洋政府真正的敌人。
从袁世凯开始,北洋政府真正的敌人一直在北洋政府内部。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真正的对手不是孙中山、宋教仁,而是段祺瑞和冯国璋。
袁世凯曾经对段祺瑞怒吼“不要老是给我推荐跨东洋刀的人”,他也深知自己做总统,冯国璋会是自己得力手下,他做皇帝,冯国璋会是第一个反对他的人。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近乎于胡闹,孙中山只是在政治领域以自己失败达到了让袁世凯一同失败的目的,但是袁世凯的失败不等于北洋政府的失败。
段祺瑞执政北洋政府后一心想着“武力统一”,而他所谓的“武力统一”无非是想把曹锟、吴佩孚这些直系军阀赶的远远地,别在他段总理眼前晃荡。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与其说是武力反对北洋政府,不如说是西南军阀借着孙中山这块招牌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而段祺瑞其实也很感谢孙中山搞的“护法运动”,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讨厌的直系军阀赶过长江去。
事实证明段祺瑞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最危险的敌人确实是该死的直系军阀,而非南方那群“守户之犬”,至于孙中山先生,此时的孙先生和国民党已经快沦落到梁启超进步党的地步了,类似于真田幸村家族在日本幕府的地位。(幕府将军曾经说真田家是很好的剑穗,对于胜利者来说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取代了段祺瑞执掌北洋政府的直系军阀很明显是把冯玉祥和奉系张作霖当做了最危险的敌人,尽管吴佩孚一再声称自己要继承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志愿,但是公正来说,吴佩孚从来没有真正把注意力放在孙中山先生与国民党这边。
吴佩孚
因为在广东搜刮太厉害,广东本土军人陈炯明赶走了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你看,北洋政府还没发力,孙先生和国民党就成丧家之犬了。
而取代了直系的张作霖,他的主要敌人是冯玉祥和自己内部的郭松龄,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暂时还排不上号。再说此时,孙先生已经获得苏联援助,实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回到问题本身,正是因为北洋历届政府(派系)从来没有把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当做真正的对手,所以才没能“剿灭”国民党;真正被忌惮的,比如吴佩孚,你看他走到哪儿都让人紧张,张作霖宁愿让北伐军得利也要在河南武力收编吴佩孚的军队,为什么?就是因为吴佩孚是真正太厉害了,这种心腹大患绝对不能允许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为什么杜鲁门不救国民党
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独裁,腐败,在内战中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节节败退,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通货膨胀,物价奇高,民不聊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罢工,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这一切使得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美国政府及杜鲁门总统本人看到了国民党在中国即将大势已去,所以不再对其进行支持与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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