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知识框架和魏晋南北朝有趣的冷知识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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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人们的基本行为礼仪是怎样的
礼仪？或许正规场合还需要正襟危坐，但魏晋的礼仪，经常就是没有礼仪。这和那个时期的士风有直接关系。
谈魏晋文化，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清谈，但那并不是魏晋的真正士风。严格地说，魏晋的士风分为若干个阶段。首先是魏国的建安七子时期，这帮人秉承汉时的知识分子传统，积极评议政治，对当时以刑名之学治国的政府大加指责，因此很不得统治者喜爱。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知识分子的声音就被压下去了。迫于朝廷的高压政策，魏晋的知识分子只能以存身为先，而偏偏又碰上了战乱的年代，人命如朝露，他们只能藏起苦闷的心情，选择乖张的行径和与现实无涉的清谈，作为人生的寄托。这种情况下，谈礼仪就显得多少有些虚伪了。
说他们乖张是有理由的。比如阮籍：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先是不避男女大防，又直入陌生人家丧礼大哭，要换成后世理学的孝子贤孙看来，行迹近似于疯子。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放浪不羁并没有让少妇的夫家暴跳如雷；去见嫂嫂话别的举动，最多也就是被讥讽一下而已。可见那时候，人们对这种虚礼远没有后世那么看重。
晋以后是门阀的时代，加上经历战乱，王权并不非常强大。士族阶层拥有很大的权利。在衣食无忧的经济优势下，士子们的贵族精神被大大地激发出来。虽不像魏时士子那样放浪形骸，但和后世相比，两晋士子们可能是最不讲究繁文缛节的一代知识分子，飘逸而随兴是他们的特征。比如下面这段出自《世说新语任诞四十九》：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这是说的东晋的事情。桓伊那时已是桓温大将军帐下重臣，初为司马，后拜淮南太守，王子猷叫人上去拦下他，要他吹奏一曲，一点没客气；桓伊也痛快得很，下车就献曲。三曲奏罢，两人也不搭话，回头就走。要按明清两代的观点，就算是你是王羲之的儿子，这么让人上去拦着朝廷大员停下来吹笛子，怎么着也要办一个不敬朝廷命官的罪名；便是以布衣之礼结交，也得上来问个家世寒暄一下。但他们就这么理所当然地“客主不交一言”，会罢而去。在东晋，这就是平常的事情，而且按《世说新语》的记述，这种情况绝非个案。在他们身上，才能真正看到什么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千古之后，我们再也不曾见到魏晋士子的风采。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旅游形式
其一，是旅游方式的多样化。魏晋时期的人们旅游出行往往具有多种形式，一般而言的有宗教旅游、商业旅游、文人的随性旅游。其中，宗教旅游指的是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旅游，魏晋时期，由于战乱导致许多人被迫迁徙，如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或者江南地区的内部迁徙。
但是不管怎样迁徙，其内在都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其中也就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中宗教的融合，魏晋时期是典型的儒释道合流的时期。而佛教和道教的传播，靠的是忠实的佛教与道教信徒，他们为了传播教义，往往要步行走过很多地方，一路上开展宣讲活动。同时，为了丰富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还需要在山水间修身养性，认真研习成仙之道。由此，宗教思想就以旅游为依托，在信徒们的旅游过程中实现传播，这也成为了魏晋时期旅游的主要形式。
但是除了宗教旅游以外，还有一种是商业旅游，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就是商人们走南闯北，为了做生意奔波，我们从流传下来的商旅诗就能看出，魏晋时期的商业旅游，是整个旅游业的重要支柱。值得一提的是文人的旅游，前面已经讲过魏晋时期的文人们由于报国无门而生及时行乐之心，纵情山水，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文人与山水结缘，在山水中纵情高歌，一吐心中的不快，不仅能够放松心情，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创作，这成为当时文人们的主流。
其二，是旅游的规模整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特点。旅游业发展到魏晋时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皇室和士族知识分子，很多平民百姓，并且无论男女，都开始逐渐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来，旅游的形式也越加丰富多彩。如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七月七日等重大节庆的日子，百姓们都会集体出游，或曲水流觞，或登高远眺，或踏青荡秋千，或游览佛寺，总之，人们的出游活动频繁，并且受众范围广，旅游已经成为了一项全民性质的运动。并且由于长期受到离乱的影响，人们在好的天气出游，也是放松压力，舒缓紧张情绪的重要方式。
其三，是旅游的风格丰富多彩。受政治和经济的影响，魏晋时期的人们往往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自然山水之中，不管是道教文化中的求仙问药，还是文人群体中流行的隐逸文化，又或者是官宦之家的结伴出游、宴请宾客，山水已经成为了这些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他们的召开和举办大多是通过旅游的方式，并且大多以自然山水风光为依托的。人们在旅游中思考人生，剖析社会，久而久之形成了魏晋时期独有的旅游风格，因此这个时期渐渐派生出了哲学思想。在这种思辨思想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玄学开始发展起来，也成为旅游业的一大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魏晋时期人们旅游的特点有哪些，在这些特点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独有的魏晋旅游文化。
魏晋南北朝文学知识框架
高中语文古代文学系列之：文人与诗的觉醒——魏晋南北朝诗歌鉴赏。适合高一、高二学生拓展课外知识。内容安排如下：
1.古代历史中的魏晋南北朝
2.什么是“文学自觉”和“文艺批评”
3.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团体
4.其他代表性文人：谢灵运、陶渊明
“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yǔ)应扬(yáng)刘桢。王粲的《七哀诗》成就最高。
两汉魏晋南北朝唯物主义历史观
两汉魏晋南北朝，中国的思想被神学笼罩。在两汉时期，新儒学吸收了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使得儒学不断走向神学化，甚至使得谶纬流行。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玄学、道教等唯心主义的思想流行。不过在这个时期，中国依然出现了一些坚持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他们的思想直到现在依然感觉非常具有魅力。
一，汉代的唯物主义思想
汉代自从董仲舒引入阴阳五行家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进入儒学后，儒学就开始走上了神学化的道路，于是有了“儒教”的说法。儒学神学化的一大表现就是出现了谶纬学。谶纬学的特点是用神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和治乱兴衰。西汉末期，由于社会动荡，谶纬学很快发展起来。东汉时期，谶纬学达到了鼎盛，甚至成为了官方的主流思想。
谶纬学的猖獗，使得汉代的政治、学术都弥漫着妖风鬼气。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学者站出来对谶纬学进行了批判，主要的代表人有桓谭和王充，他们也就成为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代表人。
桓谭为两汉之交的沛国人，著有《新论》一书。他认为谶纬学都是些奇怪虚诞的事情，并非是仁义正道，不值得信奉。他反对所谓的“天人感应”，认为自然界的种种变化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和人间治乱毫无关系。他认为人的形体才是根本，而精神只是依托于形体，并以蜡烛和烛光作为比喻：“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
王充东汉前期的浙江上虞人，出生于贫困家庭，但是从小奋发学习，博览群书，最终成为了大学者，代表作有《论衡》一书。《论衡》一书的主要思想也就是批判谶纬迷信和唯心主义哲学。王充反对“天人感应”，批判谶纬学中的鬼神故事，并否定所谓的圣人具有“先知之见”。王充认为要想获得知识就需要学习，而并非依靠鬼神迷信。王充的《订鬼篇》曾入选中学课本。
二，魏晋的唯物主义思想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佛教、道教思想大规模传播，迷信的思想大规模传播。而该时期的士人对儒学产生了动摇，开始从清议转为清谈，开始崇尚老庄的思想，使得玄学兴盛。玄学并非是神学，但是玄学却以“无”为本，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因此，整个魏晋时期的思想都是比较消极、虚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思想家开始由开始反对玄学的“虚无”，代表人有杨泉、欧阳建、裴頠（wěi）。
杨泉是东吴人,卒于西晋时，代表作为《物理论》。杨泉在该书中批判了玄学思想，认为玄学是“夫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己。”玄学家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无，而杨泉认为宇宙万物是元气组成，“夫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杨泉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气本体”论，后来的张载、王夫之也是认为气是世界的基本元素，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杨泉又认为元气来源于水，这和古希腊泰勒斯的“水是世界的本源”有相似的地方。杨泉还用“旋转说”来解释宇宙的运行，和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的思想类似，在古代是十分先进了。
杨泉在王充的基础上，提出了神灭论。他认为“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死犹凘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
欧阳建是西晋人，为石崇外甥，历官山阳令、尚书郎、冯翊太守等职位，后来因为写《临终诗》注引王隐《晋书》)得罪了司马伦，最终被杀。当时的玄学家提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宣传一种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欧阳建则写下《言尽意论》来讨论了“物”和“名”的关系，认为语言概念具有反应客观事物的能力，对玄学的认识论进行了批判。
魏晋的玄学实际上是一种虚无、消极而腐败的思想。玄学家基本是都是门阀士族，他们有着阡陌连横的庄园，驱使着成千上万的奴婢为自己劳作，自己则放浪形骸之外，游山玩水，过着腐败颓废的生活。而裴頠则写下《崇有论》来批判这种虚伪的玄学。裴頠也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但是否定道就是“无”，认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他认为万物的演化都有规则，他称之为“理”。裴頠的思想相对超前，发表《崇有论》后，找到各大玄学家的讥讽和挑战，当时著名的玄学人物王衍亲自与裴辩论也最终屈词而败，后来裴頠被司马伦所杀害。
三，反对佛教的唯物主义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规模流行，对中国的传统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佛教宣传“空”“轮回转世”等思想，加重了魏晋时期的迷信思想和虚无主义。同时，寺院经济又大规模扩张，许多百姓成为了僧人，国家户口损失惨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大批反对佛教思想的人。
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反对佛教的先驱人物，如孙盛、戴逵、何承天等。孙盛继承了王充的形神论、神灭论，以批判佛教的“轮回转世”说。戴逵和当时的高僧慧远有来玩，但是他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何承天是晋宋之交的天象学家，他曾制定了著名的《元嘉历》。当时的名士宗炳信仰佛教，于是何承天就将释慧琳写的《均善论》寄给了宗炳，《均善论》就是一篇反对佛教的文章。之后，何承天写下《答宗居士书》《达性论》等文章来批判佛教的一系列思想。
南北朝时期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是范缜，是竟陵八友之一。当时的梁武帝萧衍和萧绎等十分信仰佛教，在梁朝大规模建造寺庙，浪费了大量的民脂民膏。范缜虽然是萧绎的门客，但是却反对佛教，为此还专门写下《神灭论》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范缜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神灭论》写成后，萧绎召集僧人与之辩论，结果都被范缜辩倒。后来梁武帝和当时的高僧也来范缜辩论，也遭到失败。范缜还提出要废除佛教，以复兴“匡国霸君”之术，可见思想比较激进。
结语
两汉魏晋南北朝，在迷信神学的笼罩下，许多中国人依然能够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十分难得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如气本原一直贯穿始终，范缜的思想和王充在整体上也是差不多的，并没有什么进步的地方，一直到清朝也是如此。虽然如此，中国的朴素唯物主义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奇花，为中国文化增加了一道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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