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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很多抗日题材影视剧里都出现了特高课这个组织
二战时期在欧洲被占领国耀武扬威的“盖世太保”是德国军人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只是属于“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秘密警察，但是跟刑事警察一起被划归了党卫队指挥。而日本的特高课与此类似，它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原本是日本政府内务省所属警察机构的特别单位，而并非陆军的军事机关。
特高课的性质与盖世太保相同，他们不是普通的治安或刑事警察，而是政治警察和秘密警察，成立的初衷是日本政府侦控国内思想异动和事变所需。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之前能实现举国狂热，特高课的罪恶工作功不可没，因为日共和反战组织、人士都遭到特高课的侦缉、镇压和抓捕，使日本国内各阶层不同的声音遭到压制。特高课同时也延伸为国际性的情报组织，它主要利用驻外各使领馆的工作人员，为政府提供他国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情报。
日本军方有自己的情报和反间谍机构，比如各级陆军司令部所属的宪兵队、特务机关（陆军省军政系统），以及在战争爆发后临时成立的“土肥原机关”（参谋本部军令系统，包括什么梅竹兰菊各机关），所以抗日神剧里“特高课”满天飞的情况是无知和违背历史的，陆军怎么可能允许警察机构在自己的占领区飞扬跋扈，地盘是军队打下来的。
特高课在日本之外的正式延伸始于东北，即通过日俄战争撅取了旅大地区的“关东州”之后，1905年不仅成立了驻军“关东军”，也建立了殖民地性质的行政和司法系统，因此在关东州警察署里仿效本土成立了“特高课”，目的当然是监控和镇压这一地区中国人民的反日思想和活动。
东三省沦陷“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特别强化了东北的警察系统，东三省的警察超过10万人（里面还有3万名日本人掌握实权），在各警察厅专门成立类似于特高课职能的“特务科”，其实就是伪满的“政治和秘密警察”。其权力和地位远超普通警察，实际业务受日本情报机构和特高课的直接操控，像什么《悬崖》里的高彬就是这类角色。
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其他占领区，日本政府并没有建立专门的警察系统，自然也没有正规“特高课”的存在，镇压反日思想及活动的任务主要由军方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承担，分工也比较清晰：特务机关主要负责间谍活动与反谍、秘密行动的组织，宪兵队负责抓捕和镇压，因为是军队系统，所以穿军装佩军衔是正常的（土肥原机关及下属各机关主要负责策反和支持伪政权）。
客观的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权力较大，毕竟是在日本政府和内阁的眼皮底下，警察系统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侦破和抓捕佐尔格、中西功等间谍小组都是由东京警视厅的“特高课”完成的，特高课甚至派员前往上海和杭州实施追捕。但是在中国沦陷区，则是陆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权力较大，因为属于战时的军事管制形式，日本政府也没有可能在占领区全部建立正规的警察系统。
网络文章将土肥原贤二贴上“特高课头子”的标签是错误的，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和土肥原贤二实际是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三代特务头子，而并非是警察系统的“特高课”头子，土肥原在中国负责间谍和情报活动的全权，最早是由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赋予的，足以说明其系统分类。
不过军队在侦察、跟踪和技术等方面毕竟不如专业的警察，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宪兵和警察成立了“联合特高课”，隶属于几个较大地区的“宪兵司令部”，比如上海和北平等城市，其性质是从警察中抽调专业人员与军方合作，负责镇压占领区的反日活动和与中方情报机构的谍战。
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之后，曾要求所有警政事宜必须向宪兵司令部报告，因此在抗战时期，真正握有权力的还是日本陆军的宪兵机构，统一指挥宪警特单位。
所以在中国土地上，“联合特高课”是以从属于陆军宪兵单位的形式存在，而且也不是在各地都建有特高课这个机构。称土肥原是“特务头子”才是准确的，毕竟所有的特务组织（内务省、外务省的情报组织、满铁等）都要听从军方特务机构的统一指挥。
日本陆军是没有女性军官的，因此像《五号特工组》里存在女性特高课长（酒井美惠子）的剧情就是错上加错：其一是“联合特高课”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其二更不可能有什么女课长，唯一正确的是这个单位确实隶属于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指挥。
去年的热播剧《伪装者》里的特高课长南田洋子，也差不多是同样的错误，无非是抗日神剧为了增加“色彩”而特别设定的人物。日军的宪兵司令部里设有政治作战部、情报处、警备处等业务处室，并非什么活都需要由特高课去干，那毕竟是政府方面的警察性质，而宪兵才是“军队中的警察”。
左宗棠大军势如破竹，为什么不收复新疆全境
1878年1月，当左宗棠的军队以破竹之势收复新疆南北两路后，暂时停了下来。
新疆全境，尚剩下伊犁未复。
不过，收复伊犁的情况非常复杂，需要更加妥善、严谨的部署。
随后，左宗棠、刘锦棠、曾纪泽等人，以坚决的态度、灵活的手段，成功收复了伊犁。
其中的智慧、态度，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伊犁问题1864年，受到陕甘地区回民起义的影响，新疆地区也爆发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起义。
很快，这些起义军占领了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大片地区。
由于起义的领导权被封建领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把持，因此，起义的性质很快就变了，各封建领主纷纷乘机实行割据。
浩罕（中亚三汗国之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贵族阿古柏趁机进入新疆，并控制了大片地区。
阿古柏深知力量不足，急切寻找英、俄支持。
俄国要求阿古柏像中亚汗国一样，向沙皇纳贡称臣。阿古柏遂转而倒向英国，试图借英国来对抗俄国的控制。
俄国为抢占先机，出兵控制了伊犁，既趁火打劫，捞取好处，又对阿古柏施加军事压力，扩大影响，为以后侵略新疆争取优势。
当然，沙俄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引起列强的不满，宣称：俄国没有久占之意，只是因为大清叛乱频仍，他代为收复，等到大清收复了乌鲁木齐等地后，就会归还伊犁。
沙俄的算盘很精明。
他们认为国力已弱的大清不可能收复新疆各地。如此，沙俄既能占据伊犁，又不担侵略的恶名，“吃定”了大清。
因此，当左宗棠、刘锦棠收复天山南北两路后，确实不便立刻以武力收复伊犁。
直接武力收复伊犁，就是对沙俄开战，这个左宗棠肯定无权为之，得看朝廷的态度。
而且，清俄交界线极为漫长，一旦开战，就不只是伊犁一地的问题了。
一切，都由朝廷统一安排。
左宗棠、刘锦棠能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粉碎敌人的阴谋、讹诈，坚定朝廷的信心。
首次和谈：丧权辱国沙俄当初宣称自己是“代为收复”，一旦大清收复各地，他们就会归还伊犁。
既然大清已经收复了各地，自然要要回伊犁了。
1878年六月，朝廷派崇厚到俄国交涉，要求归还。
沙俄好歹也是一个大国，说话要算数，答应了归还伊犁九城。
但是，沙俄老牌侵略者，他还给你一些东西，索取的就更多了。
俄国归还伊犁九城，但：“代收”费500万卢布，“代管”费500万卢布，还要大清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领土，并修改《塔城界约》所规定的国界，增辟由新疆到西安、汉口、天津的通商路线，允许沙俄在嘉峪关、哈密、吐鲁番等7处增设领事馆，同时，给予俄商在新疆、蒙古免税贸易的特权。
如此，俄国虽然归还伊犁，但实际上控制了伊犁周边所有的险要，在军事上仍然获得巨大利益，而获取的大量特权，“已经超过了甘冒战争危险来保持的东西”。
崇厚在其威胁下，全盘答应，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
丧权辱国！
准备武力收复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震动，“无不以一战为快”！
旋即，左宗棠、李鸿章等重臣纷纷发言，讨论应对之法。
李鸿章懂的外交规则比较多：崇厚确实办得不好。但是，他是大清的全权代表呀，他已经代表大清订约了，我们现在翻案，“其曲在我”，是咱们不讲究。
左宗棠则力陈沙俄的侵略行径！是别人在侵略我们呀！他们可以不讲究，非要咱们讲究吗？
随即，左宗棠提出：先以议论，“委婉而用机”，实在不行，“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谈不拢就打！
刘锦棠的意见更直接：“非决之战争，别无善策”！
左宗棠、刘锦棠可不只是举手发言，他们更是准备了起来。
刘锦棠派人在中俄边界勘测，绘制详细的边界图，制定了详细的进军伊犁的计划，并与左宗棠详细研究，分析局势，陈于朝廷。
同时，刘锦棠又积极用兵，连续诱歼数股在沙俄庇护下，回串的阿古柏余部，振奋军心。
朝廷判断：至少在伊犁，湘军有与俄人一战的机会。
因此，朝廷做出决策：判崇厚“斩监侯”，并照会俄国政府，表示崇厚所签的条约越权了，要改约！
威慑角逐沙俄当然恼羞成怒！
驻华大使到总理衙门放出狠话：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你不签？我就打你！
随即，沙俄加强了武力讹诈。
仅在伊犁一地，俄军兵力就增加了六七倍，达到1.2万人、火炮56门。
同时，在斋桑湖一带又部署了1.2万人、骑兵6000余、火炮62门。
另外，又了一支约5000人、30门火炮的军队，准备由费尔干省入清喀什噶尔。
沙俄企图以武力威慑，迫使大清承认条约，甚至迫使前去改约的曾纪泽做出更大让步！
你有威慑，我有准备！
刘锦棠继续清剿被沙俄派来骚扰的阿古柏余部（多时每股数千人），展现了湘军实力，欧洲观察家认为，当时刘锦棠部“已是一支可以与欧洲军队一战的现代化军队”，用实际战果“秀肌肉”。
同时，左宗棠拟定了一个三路进军伊犁的计划，合计调兵5万人，并加强相关地区防御力量。同时，不但从其他地方调湘军来，还从湘潭、湘乡等地招募勇丁，驰援新疆。
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亲率1000人由肃州向哈密近发，“亲自舆梓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全军人心为之振奋！
而在前方，对于沙俄的挑衅，刘锦棠强烈抗议，不输气势，俄军“虽未置辩，却已敛退”。
随即，左宗棠、刘锦棠连日商议，详细分析了双方的兵力、武器、资金、国际关系，得出结论：可以一战！
沙俄增兵伊犁等地，无非是想以武力威慑。
然而，左宗棠、刘锦棠精心部署，防务上严阵以待，气势上不卑不亢，沙俄无法得逞。
“俄、英各国议论，无复从前嚣张气凌”，“布策（俄驻华大使）辈所忌者，湘军耳”！
洞察对手的“武力恫吓”沙俄在新疆附近的威慑无法地成，遂决心把事情“搞大一点”。
“伊犁、阿克苏、喀什噶尔外卡屯驻之俄兵据报撤减”，新疆附近的军队稍减。
然而，东北地区的俄军迅速增加。
乌利雅苏台等地报告，俄军增加，扬言九月开战。
同时，以20艘军舰组成的舰队由黑海开往日本长崎，做出封锁中国海面的架势。
意思很明显：沙俄要打的已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是一场全面战争！
在伊犁附近我占不到便宜，但以举国力量比拼，你大清怕不怕？
这个架势，确实很吓人。
就连当时俄人最大的竞争对手，英国人都被吓到。戈登“善意”提醒：这仗打起来至少五年，大清打不起！
然而，左宗棠、刘锦棠已经看出了其虚弱的本质。
左宗棠等人向朝廷汇报了关于俄国的情报：俄土战争，俄国胜了，但财政赤字已经五千万卢布。光绪五年冬，俄国“天气奇寒”，粮食受损严重；光绪六年，“粮食缺乏”！
这仗大清打不起，沙俄更打不起！
前线的准备，后方的情报，给谈判桌上的曾纪泽提供了强大的后盾。
不卑不亢的谈判谈判桌上，沙俄恫吓曾纪泽：这么拖延下去，还不如打仗合算！
已经看穿其虚弱实质的曾纪泽不卑不亢：中国人不愿打仗，倘不幸有此，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视！
如此，双方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陷入僵持。
左中堂之威然而，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
大清有些扛不住压力了，在李鸿章的建议下，将左宗棠调回北京。
这原本是大清畏惧的动作，却被俄国人误读了。
“布策（俄驻华大使）所惧者，湘军耳”。
左宗棠，是俄国人最为关注的人物。
见左宗棠被调入京，沙俄以为大清是调左宗棠回去主持作战之事，心生畏惧。
谈判代表询问曾纪泽：风闻左中堂现在进京，恐欲唆使构兵，不知确否？
一个月后，他们再次提及此事：传闻左中堂入京，我们务必要早早定下和议，免生枝节。
俄国人急着要订约了。
这说明了两件事情。
沙俄的情报工作能力确实堪忧。一个多月了还没搞清楚左宗棠为何回京。
同时也说明：左宗棠的威名，确实使俄国人心生畏惧。
不圆满的胜利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条约》签订，以取代崇厚所签订的条约。
根据新约，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1.9万平方公里土地归还中国，俄国放弃货物由嘉峪关进入内地的要求，不过，赔款增加到900万卢布，而且，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归沙俄。
这个条约，虽然收回了一些权益、土地，但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不过，改约仍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俄国人“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是一次不圆满，但对晚清来说难能可贵的事情。因此，曾纪泽仍因“虎口夺肉”而受到时人赞誉。
至此，被沙俄强占达11年之久的伊犁，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对大清来说，“多肉虎口”，是一次难得的外交胜利。
但是，毕竟还是割让了一些土地，支付了巨额赔款，绝不圆满。
对左宗棠、刘锦棠等人来说。他们展现出了捍卫国土的热血气节、抬棺出关的英雄豪情，值得传承；他们杰出的军事才能，细致的组织工作，洞穿虚弱本质的辨别能力，值得学习；他们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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